抗癌药增值税降低、进口抗癌药零关税的政策自5月1日实施以来已过去3个多月，政策效果是否显现？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自6月底开始至今，湖北、江苏、河南、甘肃、辽宁、广西、北京、上海等省市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网均已发文，阿昔替尼、克挫替尼、紫杉醇等抗癌品规均有3%-10%降幅，个别药品如地西他滨甚至有超过50%降幅。

8月9日，澎湃新闻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此次抗癌药减免税政策的影响下，共有14种抗癌药（包含进口药及国产药）的终端价格将会有所下降，下降幅度为3%-7.8%。

中国药科大学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经过测算后，大部分抗癌药品实际价格下调幅度主要集中在2%-6%之间，并没有公众期望的那么高。

一位接近国家医保局的相关人士向澎湃新闻透露，14种调整的抗癌药是从在国家层面上沟通的结果，而一些药企在进行计算对比后认为增值税改对自身盈利并无差别，仍然沿用旧增值税；同时也不排除一些企业由于其他原因主动降价，可能并非均受税改影响。”

“税改虽然能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价格，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药企的定价还是遵从市场，资本是趋利的。”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政策专委会副主委刘军帅说。

包括刘军帅在内的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抗癌药品要大幅度降价，仍然要靠国家谈判“以量换价”或者“以质换价”。

目前，国家医保局正在开展2018年独家抗癌药进入医保目录的专项谈判，共有18种进口、国产抗癌药进入谈判，最终谈判结果将在9月底出炉。

澎湃新闻从国家医保局获悉，针对抗癌药降价还有多种方法，正在齐头并进，包括谈判进入医保目录、税收减免、集中招标采购和推进仿制药等。

减税对抗癌药价格影响多大？

早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前夕，2018年5月1日起，已有多个抗癌药品开始在关税和增值税上享受国家税收减免优惠。

此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抗癌药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针对名单中吉非替尼、注射用曲妥珠单抗等103种抗癌药和51种抗癌药品原料药自2018年5月1日起，减按3%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企业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3%缴纳流通环节的增值税。

2018年4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曾明确提出：从2018年5月1日起，使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较大幅度降低抗癌药生产、进口环节增值税税负。

上述政策的落实会带来多大实惠？

近日，澎湃新闻梳理各省市已公布相关药品调整清单，发现湖北、江苏、河南、甘肃、辽宁、广西、北京、上海等省市调整品规数量从7种到30余种不等，其中来自跨国药企辉瑞公司的10余种药品价格调整基本在列，包括非小细胞肺癌ALK靶点药赛可瑞、肾细胞癌用药英利达、大肠癌用药开普拓等。

辉瑞公司的药品价格降幅均在3%-10%，以治疗非小细胞肺癌ALK靶点的明星药赛可瑞（克挫替尼）为例，从原先的44925元降到43178元一瓶，降幅为3.89%，显然，对于不少固定每个月药品花费在5万元左右的ALK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而言，不到2000元的降价显得有些杯水车薪。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政策专委会副主委刘军帅向澎湃新闻分析称，理论上这次税改给药品价格带来的调整在10%左右。

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曾在接受北京商报采访时也解释：“进口关税原来在2%-5%，增值税如果按照30%的差价来算的话，17%的增值税也就是五六个点。从这个角度看，关税最多降3个点，增值税下降其实也就5个点。所以实际上，税的取消最多也就让药价下降8个点左右。当然不能说这没意义，像肺癌使用的药物月平均费用达到2万元左右，下降8%也是1500元左右。有作用，但不像预期的那么大。”

刘军帅同样认为，税改虽然能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价格，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药企的定价还是遵从市场，资本是趋利的”。

甚至，包括刘军帅在内的一些业内人士均向澎湃新闻分析认为，部分主动调整的药企可能是迫于政府的压力进行微调，针对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要靠“以量换价”或者“以质换价”（以仿制药形成竞争压力）。

研究测算：大部分抗癌药品价格下调幅度在2%-6%之间

8月8日，针对此次税改后降价，辉瑞公司企业沟通部工作人员回复澎湃新闻称：辉瑞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目前正根据不同省份和不同产品的具体情况，与有关部门和业务合作伙伴积极沟通协商，争取尽快将有关税率的降低让利于患者。

而针对具体降幅的影响因素，辉瑞并未详细回复，仅表示目前各省价格调整的申报工作正在进行中，部分省份的调价工作已经完成，“辉瑞将继续积极支持和配合有关部门持续改善创新药物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的努力”。

根据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副院长、教授丁锦希，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讲师、博士李伟的研究成果——《抗癌药税改政策对终端价格影响的探讨》，经过测算后，大部分抗癌药品实际价格下调幅度主要集中在2%-6%之间，并没有公众期望的那么高。

主要原因一是降关税涉及品种范围小。在原有关税税则中，进口抗癌药品中的单克隆抗体和其他生物制品原关税即是0%，并未产生影响；同时，小分子化学药品原关税为2%，降为零后对价格仅有小幅度影响。

二是增值税计税依据发生变化。假设A药品出厂价800元，经销商以1000元/盒的价格销售给医疗机构。在这个环节降税前16%的“一般纳税”是以企业购进和销出价格的增值部分200元为计税依据，应纳税32元/盒；3%的“简易纳税”则以单笔销售金额1000元/盒为计税依据，应纳税30元/盒，所以降税前后差额仅为2元。因此，由于两种纳税方式计税依据不同，应缴纳增值税率不能简单认为“降低了13%”。

三是对于国产药品，不存在关税的影响，有些生物制品2014年底前就已采用了3%的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也可能会有企业经测算后仍然选择按照16%的增值税缴税。这些情况下税改政策对终端价格都不会有影响。

而一位连锁药店的相关人士曾透露证实，公司内部在进行核算后发现，增值税的改变对于其所在药店而言，税费不降反升，“过去4000元的药品，以药店5%的毛利，征收17%的税也就是34元，但是按简易计税3%，调整后药店相当于一次性在进货环节缴纳120元的税。”

前述中国药科大学学者的文章也进一步认为，降税对价格的影响与流通交易环节呈负相关，即“流通环节越多，降税政策影响越小”：当前述A药品出厂价与终端价格不变，但是由经销商经过流通企业再销往医疗机构。假设经销商以900元/盒的价格卖给流通企业，流通企业以1000元/盒的价格卖给医疗机构，降税前应纳税32元/盒，降税后由于出现了两次交易，应纳税57元/盒，反而出现了增长。此外,3%“简易纳税”无法对企业运营过程中相关成本（如仓储和管理成本）进行抵扣也会削弱降税政策的最终效果。

该文章认为，虽然降税对企业的利润并无太大吸引力，但部分企业体现出了充分的社会责任感，目前已经有辉瑞、西安杨森、诺华等企业主动申请调价。

文章建议国家主管部门还应与企业充分沟通，在核实药品流通各环节的真实加价和开票纳税情况的基础上，指导企业精准测算药品价格降幅，合理降价，既保证将降税额度全部让利于民，又不干扰市场正常运行机制。

新一轮国家谈判有18个抗癌药品种在谈

曾在诺华等制药公司就职多年的业内人士刘明（化名）认为，相对于复杂的税费及企业成本计算，对于患者终端支付，抗癌药品能否列入医保更重要。

“只有进入医保的药品才会大卖，政府与药企谈判可以平均优惠40%左右，进入医保目录后医保资金再报销70-80%（此处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报销比例不同），患者才能吃得起药。”刘明说。

而刘军帅认为，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想要降低药品价格，应该要把握“以量换价”和“以质换价”。

具体而言，以量换价是指在当前独家抗癌药没有替代品的情况下，通过增加采购量或者进入医保扩大市场规模，促使药企有降价的动力；而以质换量，则是形成欧美、日本等地的原研药“专利悬崖”，即在专利到期后，迅速推出有质量保证的仿制药上市，对原研药造成竞争压力，那么进口药厂将会有维护市场份额的诉求去主动降低药价。

澎湃新闻注意到，河南、甘肃等地药品调整清单中，跨国药企西安杨森的达珂（地西他滨）从10327元降到4996元，降幅超过50%，被不少人认为是减税政策下的降价典型。

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原研药品于2009年获批在内地上市，2012年国内药厂正大天晴等生产的地西他滨仿制药同样获批上市。

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PDB数据库显示，2017年正大天晴的地西他滨首仿药晴唯可市场份额已经超过原研药达珂，在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中，仿制药已经占据60%的市场。

2017年，地西他滨在人社局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后被纳入医保，意味着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而西安杨森此次大幅度降低地西他滨价格，更应该被解读为“以价换量”的市场行为。

而类似的原研药大幅度降价，在美国、日本市场同样在专利到期便会出现，大量“物美价廉”的仿制药得以上市，大大拉低了药品价格，形成“专利悬崖”。

但刘军帅指出，当前国内药厂创新能力仍然不足，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专利悬崖”，即使有仿制药上市也无法保证质量与原研药相差无几，并不能对原研药形成真正的威胁。

在无法“以质换价”的情况，“以量换价”则成了当前主要的谈判手段。

据悉，目前国家通过谈判进入医保目录、税收减免集中招标采购、推进仿制药等多个手段来共同作用，针对不同的药品促进降价。

一名接近医保局的知情人士透露，2018年谈判与2017年谈判有质的分别，涉及到一些独家抗癌药品种，想要降价非常难，但是通过进入医保目录按照比例进行报销，才能让患者减负终端体现出大幅度降价，“而对于已经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也仍然可以通过各省市集中采购进一步压低药价”。

据悉，新一轮谈判已经有18个抗癌药品种在谈，但具体会降价多少以及是否进入医保，结果需要到9月底才能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