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乾

“如果国家需要，我还是会乐意花上10年功夫，参与《植物分典》的编写工作。”不久前，参加完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召开的《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出版发行庆典大会后，参与《植物分典》编撰的高明乾说。

这本《植物分典》于2007年6月启动，四卷总计736万字，共考证1978种植物类群。其中，约1/3植物类群的编写工作是由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团队完成。

引上门来的任务

参与编纂《植物分典》前，高明乾是该校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退休教授，长期从事植物古汉名训诂研究。他主编的《植物古汉名图考》一书在2006年出版后，引起中科院北京植物所的重视。

2007年5月11日，中科院北京植物研究所的专家登门找到高明乾，希望他能参与《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编纂。当时高明乾已经近70岁了，身体情况不太好，有些犹豫。

当时该校校长焦留成对高明乾说：“你年纪大了，学校可以给你配助手，既为国家完成任务，又培养人才。”学校专设了《中华大典》编辑室，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卢龙斗牵头统筹，高明乾全面负责编典工作，还组织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硕士、教师协同工作。

“做这个工作不能有一丝马虎，怕手抄有误，我们都是把古书复印或扫描出来，再剪切粘贴在稿纸上。资料太多了，每天工作结束时，地上都是一堆碎纸片。”高明乾说。

繁重的工作一开始，就持续了8年。紧张的工作也给编者的身体造成了影响，在一次查阅资料过程中，高明乾出现突发性耳聋，在医院住了40多天才好转，即使如此，编纂工作也没有停下。

“收集材料要耐心，疏分整理要细心，编写审稿要专心。”团队中9位编纂者埋头钻研，一干就是十年。

跑了10年“马拉松”

“本来大典编写组给我们分配的任务是400种，但是学校参与编写的老师都很努力。截至交稿时，我们一共超额完成600多种植物类群的考证收录工作。”说起近10年的编纂过程，高明乾不无骄傲。

据高明乾介绍，在整个考证收录过程中，“最关键是要给植物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一定要名实对照，给出最准确的结果，同名异物的要甄别开来，同物异名的要收到一起”。

他用《广群芳谱》中的紫荆举例说，唐元稹有首诗写道“庭中载得红荆树，十月花开不待春。直到孩提尽惊怪，一家同是北来人”。这首诗是写北方人见到南方冬季开花的红荆树感到惊怪的场景，但此书的附图却是北方的紫荆。可见古人把北方的紫荆和南方的紫荆混为一谈了。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大量翻阅古书、仔细对比考证，遇到难以定论的地方还需要几个人反复探讨论证。

细致繁复的考证工作贯穿了整个编纂过程。除了正名，还要把收集来的资料疏分到题解、综述、纪事、艺文、杂录、图表、分布等纬目中，这涵盖了植物形态收录、相关人文轶事收录、绘图收录以及地理分布等很多内容。

“编写不容易啊，天天担心有错误，如履薄冰！”高明乾说，“虽然编写过程历尽艰辛，但所有编者的汗水没有白流，把这一传世精品献给国家和后人，字里行间存留的是古代先人留给我们的植物文化遗产。”

“不务正业”与“歪打正着”

《植物分典》中，由高明乾主持编写的部分完成后，他仍然“退而不休”，马不停蹄地又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编写《河洛方言通释》。“现在身体不太好了，得趁着现在头脑清晰赶紧把这些知识写下来，有利于以后年轻人进一步研究探讨。”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高明乾就在生物系的植物教研室工作，经常跑到深山野矿中采集植物标本。采风过程中，他悉心收集了河洛地区的方言、典故、动植物地方名以及民风民俗等，并且参阅了大量的古书，也才有了如今正待出版的《河洛方言通释》。

高明乾说：“我是学植物学的，一方面要读懂‘山书’，识别山上的植物；另一方面还要沉下心来钻进‘书山’里博览群书。”

在高明乾的书桌上，放了很多张手绘图片，图片下方标注着“棕背伯劳”“游隼”等名字，这种作为书籍插图的图片一共有数百张，全都是高明乾手绘完成的。高明乾说自己的文学、绘画、书法兴趣是从小培养的，一画画就能坐一天的他戏称自己是“不务正业”。然而，这些“不务正业”的爱好却“歪打正着”，为后来开展植物古汉名训诂研究及写作起了很大作用。

高明乾回忆少年时家中养蚕，祖母指着蚕茧说：“你看这蚕，有的结个厚茧，有的结个薄茧。人要当个好人，也要给人结个‘厚茧’。”

高明乾说：“也有不理解的人问我何苦为难自己，我就说了四个字：秉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