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维信的科研人员通过比较传统农业耕作方法与在整个农业价值链中使用生物解决方案发现，后者可以显著提高耕地的产出率，得到更多粮食和饲料，而且在一英亩地上使用30%的玉米秸秆，在纤维素酶的降解下可以生产出380升乙醇。

2016年的一组数据，继续奠定了诺维信在全球酶和微生物制剂行业的“独角兽”地位。

诺维信财报显示，去年销售额141亿人民币左右，为全球130个国家提供生物创新产品；在全球工业酶制剂领域市场份额占到48%；研发投入占全球年销售额的约13%，拥有超过6500项已授予和申请中的专利。

1941年，丹麦诺维信的前身诺和诺德生产出第一批酶制剂，距今已有近80年历史，诺维信中国研发团队也已组建整整20年。

近日，记者走进诺维信设立在北京总部的研发中心，专访了筹建中国微生物筛选研究实验室的1号员工吴文平博士。

一年减排6900万吨CO2

记者：诺维信是引领生物创新的世界企业，工业酶制剂是主要业务板块。酶制剂是怎样应用到工业生产中的？

吴文平：酶是具有生物催化功能的蛋白质，存在于自然界所有生命机体中。诺维信就是要在大自然中发现酶并进行优化，以适应工业需求。酶制剂在40多个工业中广泛应用。如用于衣物洗涤剂和厨具清洗剂，能高效去污、低温洗涤和浓缩洗涤；用来改善面包、啤酒和红酒的品质，提高动物饲料的营养价值；还能将生物质中的纤维素水解转化为可发酵糖等。

酶制剂能替代化学品并加快工业生产过程，添加后，可减少原材料使用、能源消耗以及废弃物排放。2016年，诺维信应用生物技术，为全球工业领域减少CO2排放约6900万吨，相当于减少3000万辆车在路上行驶。

记者：这个数据怎么计算出来的？

吴文平：国际上有一种叫“产品生命周期”的分析工具，能分析产品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比如一公斤的酶制剂，加到工业生产过程中，跟传统的生产方法相比，算出节省多少能源、多少水和CO2，减去生产酶过程中的消耗，最后得出一个基本数据。

数据经过外部审计才能对外公布，因此能比较客观地反映诺维信的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是诺维信很重要的理念，公司战略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吻合的。

中国是全球研发重要版图

记者：中国研发中心在诺维信的地位和作用怎样？

吴文平：今年是诺维信中国研发走过的第20年，作为见证人，我1997年8月回国开始筹建中国研发中心，诺维信是第一家真正把研究放到中国的生物技术外企。

我们与中科院微生物所、无锡轻工（现江南大学）、天津科大、云南大学微生物中心等顶尖科研机构合作，开发服务于全球市场的酶制剂和微生物产品。

中国研发是全球研发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纺织酶制剂研发部和全洗测试平台是诺维信全球唯一的研发中心，也是中国研发中心独有的，在全球研发体系中有非常独特的定位。

记者：能否介绍典型的研发成果？

吴文平：过去几年，用秸秆和农业废弃物做酒精是新趋势，关键技术包括把纤维素转化成糖和把糖转化成酒精，这需要跟传统酒精酵母不一样的酵母菌，要既能分解葡萄糖又能分解木糖。我们跟上海生命科学院和山东大学联合攻关，做出能够将生物质转化为酒精的优良菌株，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应用了。

继续与全球同行联合创新

记者：很多公众第一次了解诺维信，大概是从韩春雨事件新闻中得知的，与河北科技大学的合作，是否受到撤稿的影响？

吴文平：诺维信是一个以技术创新为主体的公司，非常注重技术发展趋势，对新技术非常敏锐，也主动寻求合作可能。韩老师的论文出来后，我们很快建立了与学校的正式合作关系。现在，我们还是秉持自己的态度——NgAgo技术还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科研工作需要大量时间，我们将继续关注包括NgAgo技术在内的，任何对我们的工作有潜在积极影响的技术发展。

记者：国内科研合作伙伴的状态20年来有什么变化？

吴文平：第一，整个研究水平提高很快。经历一段时间的断层后，国家加大投入，而且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学术带头人，把微生物学整体水平带起来了。科研论文多，成果转化快，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第二，学者态度更开放了。现在学校和研究所的老师们态度非常Open，愿意分享信息和深度合作。这两点对企业来讲绝对是好事。

记者：企业用什么机制保障学界与企业的联合创新？

吴文平：我们一直设立各种奖学金和合作项目基金。最近两年，诺维信开始做CrowdInnovation群体创新，对关键技术进行联合公关。诺维信在做一个专门的网页，把面临的技术挑战放到网络平台上去，让全球科研人员参与进来。正如法国生理学家克劳德·伯尔纳所讲，艺术是自己的事，但科学是我们大家的事。